信托遺囑受托人問題研究——以信托遺囑受托人的核心職能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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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來源:北京市長安公證處發布時間:2019-06-10 10:40:36

引言

自人類文明初創以來,財富的積累和代際傳遞如何穩定的實現是貫穿制度和法律發展史的永恒話題。換言之,“人類活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就是進行財產轉移與財產管理,并尋求更有效的制度設計,這是人類物質文明得以持續發展的內在原因之一”。我國《繼承法》中對于遺囑以及繼承相關法律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自改革開放以來,上述關于遺囑和繼承的法律規定不僅保護了各方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同時,也為我國社會的穩定發展和經濟增長做出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是,隨著當前社會私人持有資產不斷增長、不斷趨向復雜化、多樣化發展,我國法律制度體系中關于遺囑和繼承的法律規定和實踐已經難以完全滿足社會財產保障和傳承的需要。此時,信托遺囑逐步開始走入大眾的視野,而不再僅僅是屬于高凈值人群特有的需求??紤]到信托遺囑本身的龐雜性以及其中存在的廣泛爭議,加之本文篇幅的限制以及作者水平的有限性,本文將基于信托遺囑受托人的核心職能以及其職能所決定的特性,對信托遺囑受托人的資格問題嘗試展開初步分析,并希望以此作為將來對相關問題開展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開始。

一、受托人——信托遺囑中的關鍵

說到信托遺囑,首先需要明確信托的含義。簡而言之,“trust:信托,指受托人基于委托人的信任,以名義所有人身份,就委托人授予的財產為受益人的利益進行管理和處分的行為。信托的有效設立必須是:委托人有設立信托的意圖并出于合法目的;受托人系基于委托人的信任持有信托財產并負有衡平法上的義務為受益人利益管理好信托財產;有特定的信托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可以實際交付給受托人?!?根據比較通行的看法,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國衡平法。較為簡單地講,信托制度的設立當時主要是為了規避歐洲封建制對于土地等不動產傳遞和管理的限制,按照委托人,即財產所有人的真實意愿實現其處分、管理、分配自身所有財產的意圖。隨著社會的發展,信托制度因其在管理、傳遞財產方面特有的效果和屬性,不斷為不同法系的各個國家所接受。我國也于2001年4月28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正式通過了《信托法》,并于同年10月1日實施。信托,或稱信托制度,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特別是在不同的國家法律制度體系內或在不同的語境下,可以做出不同的闡釋和拓展。作為本文主題的信托遺囑僅能說是信托中的一項內容。由于信托制度本身的龐雜性和復雜性,加之我國目前的法律制度體系中并未對信托遺囑做出明確規定,因此,信托遺囑的界定等關鍵問題在我國的理論和實務界中均多存爭議。

但是,信托遺囑,作為信托制度的組成部分,其關于財產傳遞與管理等核心問題上存在的特質不容置疑,否則其也難以被劃入信托遺囑這一特定范疇。具體而言,信托遺囑至少具有如下基本特征:第一,信托遺囑中存在委托人(即立遺囑人)、受托人以及受益人(即遺產受益人)三方;第二,信托遺囑在委托人過世后生效,并按照委托人生前的意愿處分、管理、轉移相關財產;第三,信托遺囑不同于一般性遺囑的主要特征在于,遺囑所指向的財產在信托遺囑生效后,其管理和受益是相分離的,即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國時所依托的“二元所有權”結構。

從信托遺囑的這一基本特征可以看出,信托遺囑所指向財產的管理應被視為信托遺囑目的實現的重要基礎,畢竟,如果信托遺囑中涉及的財產無法保證獲得有效的管理,信托遺囑涉及目的的實現以及受益人權利的保護,更是無從談起。而信托遺囑中,管理職責的承擔者正是受托人。由此可見,受托人必然是信托遺囑中的核心,是信托遺囑能否得到執行的關鍵,是委托人(立遺囑人)以及受益人權益得到保障的根本前提。

二、執行與保障——受托人的核心職能

誠如上文所言,“現代世界各國信托法均直接或間接地起源于英國的信托法,英國信托法制則起源于中世紀英國衡平法對用益設計(USE)的干預和確認”。所謂信托和用益,其產生背景決定了,信托財產的保障以及財產管理意圖的執行必然是信托制度或稱信托遺囑的核心目標。而根據信托遺囑的制度設計,“受托人應當按照信托文件的約定,親自處理信托事務,履行受托人職責,按照信托文件的約定,受托人可以將信托事務委托給他人代為處理,但應當對他人處理信托事務的行為承擔責任”。換言之,無論是否親自執行相應事務,受托人只要接受了信托遺囑執行這一委托,即需要為信托遺囑執行過程中的財產管理后果承擔相應責任。

由此可知,受托人的核心職能即為確保信托遺囑指向財產按照委托人的意愿獲得良好的管理和執行,相關財產以及受益人的利益能夠得到保障。具體來講,受托人在信托遺囑制度中的核心職能可以明確為:第一,受托人應當嚴格執行委托人生前設立的信托遺囑,這不僅要求受托人能夠正確解讀信托遺囑的相關條款內容,同時要求受托人在情勢變更或相關條款需要作出解讀才能明確時,能夠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在保護受益人與利害關系人合法權益的前提下,選擇正確的解決方式或至少能夠設計合法的解決方案供相關方選擇;第二,受托人應當保障信托遺囑所指向的財產的依法管理和財產安全,這不僅要求受托人能夠通過依法調查、清算確認信托遺囑指向財產的范圍并將財產固定化、具體化,更要求受托人在執行信托遺囑的過程中,能夠保障財產的依法管理、處分和受益分配,保護信托遺囑項下財產的傳承安全并進而保護遺囑受益人的合法權益;第三,信托遺囑由于其本身具有的特性,往往會存在執行期較長的問題,為此,從保障信托遺囑有效執行與財產安全、依規管理的角度,必然要求受托人有能力在信托遺囑執行完畢前均能承擔上述核心職能。

三、專業與穩定——受托人的實質要求

信托遺囑中的核心必然是受托人,畢竟只有受托人能夠承擔信托遺囑的執行和財產管理、保障職能,信托遺囑設立的目的才有可能實現,受益人的合法權益才能得以維護。同時,考慮到受托人在信托遺囑執行過程中所需要承擔的遺產調查、清算和管理職責,專業性和可靠性理應成為信托遺囑受托人的實質性要求。

此處的受托人專業性主要包括:第一,受托人具備承擔上述信托遺囑執行職能所需的專業性知識,考慮到信托遺囑執行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情況,受托人既是無法自身掌握全部相關專業性知識,比如法律、稅務、審計等,至少也應當具有獲取相關專業性知識或甄別相關專業人士資質的能力;第二,受托人最好具有必備的專門性職業道德約束,從而能夠最大限度促使受托人深刻體會信托遺囑受托人所應當承擔的職責,并督促受托人依照專業、勤勉的要求履行信托遺囑執行相關職責工作。

信托遺囑受托人的可靠性,除了指信托受托人因其本質屬性所必須具備的忠誠性和勤勉性外,還包含對信托遺囑受托人的穩定性要求。受托人的穩定性要求與信托制度所必然導致的受托人的身份屬性有關?!坝捎谛磐械某闪⒒A,系在于信托當事人間主觀的信賴關系,因而受托人的地位具有專屬性質,受托人如果死亡,不能由其繼承人繼承。質言之,受托人的任務,即因其死亡而終了”。我國《信托法》第39條對此也作出了相似的規定:“……受托人職責終止時,其繼承人或者遺產管理人、監護人、清算人應當妥善保管信托財產,協助新受托人接管信托事務”。簡單地講,由于信托遺囑設立目的以及信托制度的特殊屬性,不僅決定了受托人在信托遺囑中具有核心性的作用和功能,還決定了受托人具有高度的身份屬性。即,具體信托遺囑案件中,委托人所選定的受托人具有高度的特定性,除非法定條件出現導致現有受托人無法承擔信托遺囑執行的工作,不易在信托遺囑未做相關安排的條件下擅自更換、選定受托人。畢竟,受托人的選定也屬于信托遺囑委托人意愿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信托遺囑能夠得以執行的基礎條件,或至少是信托遺囑委托人認為特定受托人的選定有助于其意愿得以實現。

四、公證機構作為信托遺囑受托人的優勢

限于法律制度傳統以及社會歷史文化傳統,我國現行法律制度框架內,關于信托的法律尚不健全,作為信托制度體系基本法的《信托法》也是于2001年剛剛頒行。信托遺囑這一領域,無論在法律實踐領域還是在法學理論領域,更屬于諸多關鍵問題均無定論的立法“空白地帶”。而隨著社會財富的積累以及公民法治觀念的不斷增強,信托遺囑的社會需求不斷凸顯。公證機構,通過遺囑公證、繼承公證、財產分割協議公證以及婚姻財產約定公證等相關事項的辦理,參與、見證了我國社會財富傳承的興起和發展歷程。由于公證機構本身的定位、職責和屬性,公證機構作為受托人參與信托遺囑制度的建構和實行,也具有不容忽視的優勢。

誠如上文所言,信托遺囑的受托人,核心職能即在于信托遺囑的執行以及保障,而受托人的專業性和穩定性則是承擔上述職能的根本基礎。而公證機構在這兩方面均具有一定程度的優勢條件。具體而言:第一,就專業性而言,公證員機構也屬于專業的法律服務機構,其從業人員依法只有滿足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等條件才具備任職公證員的資格,同時,正是由于我國公證機構長期從事繼承、遺囑、財產約定等公證事項的辦理工作,公證機構從業人員不僅具備處理婚姻家事財產法律問題的專業知識,還積累了大量關于社會財富傳承等方面的實踐經驗;第二,就穩定性而言,按照我國《公證法》等相關法律的規定以及相關法律實踐中的通常做法,公證機構在責任承擔等方面仍主要屬于機構本位,換言之,公證機構的責任承擔機構本位屬性有助于其在信托遺囑等相關事務中更好地履行受托人的職責,特別是對于財產數額較大、執行期較長的信托遺囑而言,公證機構的機構本位屬性在穩定性方面的優勢更為明顯;第三,公證機構在我國的法律制度框架中,依法具有一定的核查權限,同時還長期承擔財產提存等公證事項的辦理,這些公證機構特有的職能以及實務經驗積累均有助于公證機構承擔信托遺囑受托人的職能與具體工作。

五、溝通與協作——社會分工細致化背景的必然

本文以信托遺囑受托人的核心職能為基礎,對信托遺囑受托人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谶@一主題,本文梳理了信托遺囑的屬性與特征對于受托人核心職能提出的必然要求,進而分析了信托遺囑受托人的專業性與穩定性基礎特性,以及公證機構作為受托人在執行信托遺囑方面具備的優勢條件。當然,同時如前文所言,信托制度,特別是信托遺囑,在我國上屬于有待建構和完善的制度領域。在未來的制度設計中,受托人,這一信托遺囑的關鍵因素,應當具備何種資質以及承擔何種職能,仍有待立法的規范以及實踐的檢驗。本文也僅僅是基于我國公證機構的法律定位以及實務經驗,嘗試對公證機構作為信托遺囑受托人的可能基礎進行分析。畢竟,信托遺囑的制度建構和具體信托遺囑的設立目的實現,均是為了滿足社會發展帶來的財富傳承需要,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實現自身財產管理、處分意愿的愿望,是為了最大限度促進社會經濟交往的正常性和穩定性。而考慮到社會實踐中遺產管理的復雜性以及信托遺囑執行過程中必然呈現的更為復雜的情況,在信托遺囑的執行以及信托遺囑受托人職責的履行問題上,必然需要不同法律群體成員間更為強化的溝通、密切的協作。

正如2014年10月23日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并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推進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加強民生領域法律服務。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擴大援助范圍,健全司法救助體系,保證人民群眾在遇到法律問題或者權利受到侵害時獲得及時有效法律幫助。發展律師、公證等法律服務業,統籌城鄉、區域法律服務資源,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業?!彪S著社會財富數額的不斷增多,特別是隨著財產傳承需要不斷趨向需求普遍化、意愿多樣化、財產管理復雜化發展,信托遺囑必然成為民生領域法律服務中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而不再僅僅是所謂“富裕階層”的特有需要。為此,不同法律職業群體,通過溝通與合作,共同推動信托遺囑制度的設計建構和實踐執行,不僅是我國法治建設的必然要求,更是法律人實現自身服務社會、服務民生這一基本價值的必然要求。

宮楠,長安公證處業務四部公證員,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

原文注釋未錄入。

(責任編輯:王澤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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